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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编辑技术该怎么用? 诺贝尔奖得主的呼吁――读《基因编辑大革命》我思(Part 2)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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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续)基因编辑技术该怎么用?

诺贝尔奖得主的呼吁――读《基因编辑大革命》我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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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糊的界线,何谓「自然」?

说到专业知识,一般人似乎不知,几乎人吃的食物均为基改的。诺贝尔生医奖得主华生,就评述过英国王储反对基改:「容我冒昧,查理王子,殿下在1998年说过一句名言:『基因改造使人类进入上帝专属的领域。』其实我们的祖先老早就已经踏入这个领域,几乎所有人类的食物都不能算是『自然』的。」

 

华生并且指出,杂交育种是人类改变「自然」、加速变异的作为。杂交造成作物遗传基因的整批翻新,且常造成无法预知的后果;相反的,现代生物技术以精确方式,把遗传物质引进一种作物中。可说传统的育种方式就像挥舞一把大锤,而生物技术则像小心翼翼的捏著一支镊子。传统与生技在基因改造手法的粗细,有如天地之差。

 

许多人认为基改与基因编辑是不自然的、违反伦理的。但即使如「自然」的育种,过程中仍是选择「随机突变后适合的」植物。因此,「自然」与「不自然」之间的界现实际颇为模糊。例如,小麦白粉病,自然发生与诱导突变的品种如无差异,则无论是使用基因编辑与自然发生的结果就并无差别了吧?

 

1920年代开始的辐射照射法与化学诱变剂,已经产生许多作物,例如,前者产生深受欢迎的深红色葡萄柚品种「Rio Red」,后者产生的小黑麦则在「自然食品店」热销。另外,天然的突变影响各物种,这是演化驱力之一;唐氏症就是自然产生的突变。作者特别举证,人类细胞分裂复制DNA,就会有210个新DNA突变悄然进入基因体;每人每秒约出现百万个突变,60岁时,肠道上皮组织(迅速增殖的部位)至少有一细胞的基因体的每一字母都至少突变过一次;每人在生命开始时,就带有50100个随机突变,是与继承自父母的生殖细胞全然不同全新出现的。

 

在另一角度,怎样算「自然」?例如一些宗教教派认为疫苗药物等医疗「不自然」,因此禁止;则煮食、穿衣、住屋、上学、货币、纸笔、种菜、奋战野兽、避雨、接生呢?至於当前氛围,化学诱变与辐射照射是自然的,但基因工程则不自然,这算哪门子逻辑?

 

《基因编辑大革命》书中即指出,凡是涉及人类事务,特别是医学,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界线就会变得模糊,甚至消失。自然与非自然的区别,是错误的二分法;若此区别还阻碍减轻人类痛苦,则可视之危险的二分法。

 

在人类物种史上,大致上,人类(默默)承受大自然施加的演化压力。现在,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可控制这些压力的局势中。大自然不是工程师,而是手艺粗糙的修补匠;对於不幸受苦於遗传疾病者,此粗心大意实在残酷。自然可施虐人类,为何人类不能自救?使用基改或基因编辑解套应合理吧?


人体类基因体 就神圣不可侵犯?

有些人将人类基因体视为珍贵的演化遗产,需珍惜保存;例如,联合国科教文1977年的〈世界人类基因体与人权宣言〉:「人类基因体意味著人类家庭所有成员,在根本上是统一的,也意味著对其固有的尊严与多样性的承认象徵其为人类的遗产。」对於基因编辑使用於人体,则认为会影响未来世代:「危害所有人固有的,因而也是平等的尊严,伪装成打造美好生活的愿景,重启优生学。」一些生物伦理者暗示,生殖细胞编辑会改变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,而修改人类基因库,终将危害人类自己。

 

相反地,另有专家价值观不同,例如,也许有一天,我们会认为「不」使用生殖细胞编辑来减轻人类的痛苦,是不道德的。

 

遇到新科技,就容易出现反对者扣帽子以高标准批评,其一如在胚胎时期使用CRISPR对抗疾病,被批评为优生学措施;但现行常见的著床前基因诊断、超音波检查、产前服用维生素、孕期戒酒等,与优生学差别为何?其次,反对者指责新科技尚未彻底了解,不应进入应用。但如人类约经四个世纪,才彻底根除天花,那时对人体免疫系统所知却甚少;而与全新药物人体实验相比,基因编辑的确定性要高得多。无数的救命疗程就是在医生完全理解前发展出来的,为何要对CRISPR特别严格?第三,基因编辑偶而会出错,是有可能;但我们一生处於随机出现基因变化的风险中,而此威胁可能远大於CRISPR。我们的DNA因自然随机突变而变化,此突变是演化的驱力。只要能证明其安全有效、明显利多於弊,就不应该针对单一治疗方式硬是提高标准,更应比照其他治疗方法公平审视。若刻意限制企图挽救生命的研究,就要为那些可预见与可避免的死亡负起道德责任;基因编辑的施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只是选项,也是必要的道德。

 

《基因编辑大革命》作者并指出,要由全社会而非科学家决定如何使用一项科技,立意虽佳,但社会该怎么对於不理解的科技做出判断呢?诸如基因编辑与基因工程等科技,门槛甚高,一般人不易理解,就如上述基改专业、各行科学家、民众的理解差距所示,则社会如何决定?近代更出现众多案例,许多评论者、甚或生物伦理的讨论者,缺乏生技知识,却流於想当然耳、好发议论。

 

似乎因为有人误以为基因编辑万能,可创造出「超级人」或甚至「完美婴儿」,就如对基改的遐想。但道纳指出,科技有其局限,包括面临取舍的困境,例如,编辑胚胎的CCR5基因可能让人对HIV更具抵抗力,但会增加感染西尼罗病毒的机率;修改镰形血球基因,会剥夺对疟疾的抵抗力。

 

道纳提的是分子生物学「基因层次」的难题,此为「自然律」的限制;类似的情况也出现於量子力学中的「量子层次」,例如,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(若确定粒子的位置,则增其动量不确定性;反之亦然)。

 

在书末,作者总结基因编辑的福祉与风险,乐观地说「我坚信,我们可以善用而不致误用⋯⋯」。这是一个专注研发有成,却能前瞻注意责任的社会一份子之言,其典范令人佩服。

 

笔者想到,20166月,美国生技专家罗伯兹(Richard Roberts),号召百余位诺贝尔奖得主,签署公开信〈诺贝尔奖得主信件支持精准农业(基因改造生物)〉(Laureates Letter Supporting Precision Agriculture(GMOs)),声明基改安全,不论人或动物,从无食用基改食品而危害健康的确证案例;基改作物对环境的害处更少,而且对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是一大助力;呼吁绿色和平停止抵制基改作物。

 

绿色和平组织致力环保,精神可嘉,但误解基改,其阻挠之风亦祸及台湾。201512月,我国反基改者强势要求下,立法院修改「学校卫生法」,明订学校膳食禁用基改食材。此举违反上述基改安全共识,副作用包括学子误解基改害人而不敢就读生技相关科系等,真是不幸。

 

道纳与罗伯兹均为人道科学家,令人敬佩。当今科技益趋复杂难解,社会需要更多类似领袖。我国人已听到其呼吁了吗?

 

 

转载自:https://www.scimonth.com.tw/tw/article/show.aspx?num=4945&page=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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